“日后小匠就叫鲁班也” (第3/7页)

到了19世纪中叶，它的科学形态才逐渐取得完善。这一过程与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整体发展是一致的。”航海科学技术的狭义解释是从航海人员驾驶船舶在海上航行的知识、方法和手段出发的，主要指地文航海技术、天文航海技术、无线电航海技术、船舶操纵与避碰技术。广义的航海科学技术还应包括造船科学技术、船舶通信导航科学技术、船舶安全和防污染技术等。无论狭义的还是广义的航海科学技术都依赖于相关门类科学技术，并且是相关门类科学技术在航海上的综合、集成与应用。中国古代航海史的辉煌依赖于中国古代航海科学技术的进步。航海离不开水上运载工具——船舶。恩格斯说：“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1973—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遗存物中有六支用整块木板制成的木桨和一具夹炭黑陶质的独木舟模型，经测定是7000年前的遗物，这证明中国沿海先民当时已经掌握原始的造船技术。据《汉书·尧文志》介绍，西汉时的导航占星书籍已有《海中星占验》等136卷，表明天文导航术已有发展。据三国万震在《南州异物表》中介绍：“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表明造船技术水平提高。唐代《海岛算经》中已有测量海中地形、地物的高度与距离的方法，对后来航海图的测绘有深远影响。世界上利用指南针进行海上导航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萍州可谈》。该书中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比1180年英国《论物质本性》中提到航海者利用水浮磁针指北，要早61年。明代《海道经》中保存了一卷据元人底稿而绘成的《海道指南图》，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中国当代航海图中最早的一幅。到了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先进航海科学技术之集大成。郑和航海术，主要记录在《郑和航海图》中。该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是我国流传至今的一部最早的远洋航用航图。其中图文记载反映了当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地文航海和天文航海科学技术。据航海史学者研究表明，郑和船队中的大型海船叫“宝船”，其“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约151.8米），阔一十八丈（约61.6米）”；有九桅，张十二帆；其“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而哥伦布船队中最大的帆船长仅五丈七尺，仅及宝船的八分之一，足见中国明代造船业的强盛。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欧洲国家率先从封建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各门类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材料、机械、电气、电子、控制、信息技术逐步应用于航海，形成了近代和现代航海科学技术。就造船材料而言，18世纪炼铁业的发展导致1787年制造出第一艘铁木船，1841年建造出第一艘铁质船；1858年出现了钢，1866年开始用钢造船，1890年钢质船完全取代铁质船。就船舶动力而言，1769年研制成双向蒸汽机，1783年则制成蒸汽动力明轮船；1876年研制成功内燃机和1892年发明柴油机，1903年则制成内燃机船。就天文航海学来说，18世纪机械制造业发展与天文学结合，致使1730年发明航用六分仪，1767年天文钟在船上使用。就船舶通讯导航来说，1888年发现电磁波，1895年发明无线电报，尔后船舶采用无线电通信；1935年发明雷达，随即于1937年开始用于船舶探测目标、定位、导航与避碰；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4年就研制出卫星导航系统，三年后向民用船舶开放使用。如此等等，都是例证。《航海技术辩证法》一书指出：“①物质资料生产的需要是航海和航海科技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动力；②经济、生产发展的需要是航海科技发展的根本动力；③军事、战争的需要是航海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④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其他相关科技的发展是航海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这一结论符合实际。航海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航海从技艺逐步发展成为科学技术，从帆船时代进入机动船时代，从地文航海和天文航海时代进入电子航海时代。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和现代史中，中国航海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航海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然而，在航海科学技术方面，则主要是学习、借鉴、引进、消化、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航海科学技术成果，为我所用。我国原创性的航海科技成果较少，先进的船舶动力装置和系统大都凭藉外国专利制造，先进的航海仪器设备基本上依赖进口，新型特种专用船舶还需在国外船厂订造，在制订和修改国际航海法规和技术标准时中国还未掌握主动权和引导能力。这一状况与我国海洋运输业和船舶制造业在规模上下名列世界前列的状况还不相适应。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因此，